一日，走在未名湖畔，见得一队中学生进行模拟的社会调查，问询人们的核心问题是“你在校园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不禁勾沉起自己诸多求学的岁月往事，也令自己想到眼下热度颇强的学院文化图书出版。
学院文化根基有着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是办学者、为师者和求学者。办学者的办学之法、为师者的治学之道和求学者的求学之心，三者皆通融于一学院的府第中。学院文化的精神脉络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共同体现。
追寻一种学院文化的精神脉络，最佳的途径就是依循着构成和延伸这种文化的人的追忆之思绪。因为人的记忆思绪经历了历史的洗涤，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并且在记忆中人的位置是平等的，不需要伪饰。无论是大师们对往昔风范的追思，还是一介书生对旧窗逸事的琐忆，其间无不渗透着一种独特学院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灵的熏陶和浸染。
学院文化精神是学院文化形成的根本依托，也是任何一种学院文化得以持久延伸的基础以及它们永远不灭的旨求。知识分子对于学院以及学院文化历来有着一种近似“乌托邦”的构想，一方面而言，这种构想给了他们构建新文化的冲动力和目标感；另一方面而言，这种构想的现实化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冲撞和幻灭感。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和繁衍。
而追忆往往是带有对此种“乌托邦”构想的祭奠心绪。正所谓“感物生情”，追忆自然逃不脱对学院府第院落的种种忆旧抒怀。但更多的是在这种“感物生情”之外，对学院其间融合着的诸多特质文化的依恋和感慨，而这些特质往往是隐藏在那些为师者和求学者身上。
在为师者和求学者之间学院文化进行着新旧文化精神的摩擦和衍生。它一方面在延伸某种旧有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在诞生出新锐文化的萌芽。学院文化永远是在这种新旧更迭蜕变中间成长着。学院文化的本质是“独立和自由”，而非“高贵雅致”。某种意义上而言，学院文化的最终走向是民间。学院文化不是那些“红木高阁、琉璃砖楼”的粉饰品，不是对它们的文化祭奠，学院文化的本质是在为学院府第院落之外的社会民间寻找一种现实的思想和道路，以及培养拥有这样思想、走这样道路的学子。钱理群先生称“燕园”是“永远的校园”，但这种“永远性”不是没有前提，植根于校园的学院文化只有始终保持着其独立性和自由性，那么它才是永远的。
追忆校园，不应当是对校园府第院落的“吟风弄月”，而应当是对学院文化精神脉络的三个构成方面的追忆。无论是曾经在那地生活过的人，还是不曾在那地生活过的人，以及今天正在那地生活着的学子，人们需要了解的是那“红木楹梁琉璃屋顶”下面潜藏着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品质。因为这种文化的精神品质往往是一个国度、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精神品质的集合。不同的学府文化对这种文化精神有着各自特殊的体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正属于此种追忆型学院文化图书，它首期推出的是“北大、清华、复旦、南大、武大和中大”六大学府。
所谓随笔自有一种亲切近人之感，尽管高等教育与今日中国国民而言，已非同于以往那种全然生疏，但毕竟仍存有距离。如若这些随笔只是些纯粹的个人小品文，那不值得提及。但随笔文丛所汇集的追忆性文章，流动的思绪能够让学院文化从久远的府第院落的深处重新走出，走近现代。看似于简白朴实的文字，包含一种学院文化的文化精髓。
借用钱理群先生在“走近北大”的序言中说道“北大是一个象征，也是一种寄托。”而对于我们而言，丛书中所涉猎到每一所中华学府都是一个象征，是一种寄托。这种象征和寄托流露于追思者笔端的每一处。
学院文化的社会传播远未达到一个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水平程度。现阶段国内学院文化的社会传播媒介更多的依赖于图书，而图书出版对学院文化的关注力和受重面，与图书出版的整体发展是不合比例的。学院文化的多样性，必然促使学院文化的图书出版也是呈多样性发展的。学院文化的图书出版不单纯是学院的学术文化的图书出版，学术体现着学院文化的本质性的内涵，但不是学院文化唯一内容，在学术之内涵盖着诸多边缘性的或非纯学术的文化内容，以及游离于学术之外的文化特质。
尽管任何一种学院文化都依托于一个实体的学院腹地，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学院文化应当寻求更为开放的，因为学院文化只有走向社会，最终才具有意义。
谢冕先生在《北大未名文丛·永远的校园》中讲道：“这圣地绵延着不朽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繁衍，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而这正是人们希望从学院文化中寻觅到那种永恒而普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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